使用社交账号登陆

当前位置: 主页 > 观点 > 访谈

“在气候问题上, 我坚信科学”

时间: 2012年05月30日 | 作者: | 来源: 环球科学
理查德·A·穆勒(Richard A. Muller)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人的批评使他被美国众议院气候怀疑论者们引为同道,但是他在国会的证词却又不是这些人想听的。为什么?

 

    理查德·A·穆勒从不满足于传统科学知识。20世纪80年代,他的导师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提出了在当时很令人吃惊的观点——一颗巨大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致使恐龙灭绝。当时穆勒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他青出于蓝,更指出太阳的一颗昏暗伴星把陨石引向地球,穆勒把它称为“复仇女神”。20世纪90年代,穆勒推测,因为地球轨道位置发生周期性变化而与陨石碎片碰撞引发了冰川期。

    最近,穆勒认为,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堆砌了大量半真半假的陈述,而且他断言,全球气温上升测量存在严重缺陷。他坚持认为,许多气候变化警告者都在蒙骗公众。虽然他认为气候变化确实存在,具有潜在危险,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人类,但是他指责气候学家无视外行批评,这些外行包括博客Watts Up with That?的博主、气象学家安东尼·瓦特(Anthony Watts)和博客Climate Audit的博主、统计学家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穆勒与几位同事一道启动了伯克利地球表面温度(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BEST)项目,旨在纠正他所发现的现有全球变暖测量中的错误。

    穆勒的气候观点使他成为怀疑论者和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的宠儿,这些议员邀请穆勒在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说明他的初步结果。然而,令怀疑论者们感到意外的是,该委员会领导和穆勒于3月31日声明,至少到目前为止,BEST项目证实了大家一直在讲的观点——地球的变暖与气候模型的预测相吻合。

    上述证词立即使穆勒在一些怀疑论者眼中从英雄变成坏蛋,令环保主义者欣喜。网站Grist宣称:“科学狠狠地教训了众议院的气候怀疑论者。”穆勒不久就会结题,如果最终结果像预计那样证实了初期结果,他可能在怀疑论者面前永久失宠。听证会结束不久,穆勒接受《科学美国人》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科学美国人》:你是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是什么让你对气候变化课题感兴趣?
穆勒:我对天文学、地球历史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米兰科维奇理论把冰川期和天文学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关系都不是科学家关心的东西——这是占星术,是吧?人们相信未来气数都在星宿中。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该领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关注。我在这个领域花了10年心血,最终成果都体现在《冰川期与天文成因》(Ice  Ages  and  Astronomical  Causes,斯普林格出版社,2000年)这部专业书籍中。该书内容详实、技术性强、数学计算繁多。如果我要描述这个主题,当然一半问题都与全球变暖相关。于是,为回答那些问题,我研究全球变暖问题。我开发的所有工具和学到的所有方法都是为了这一新领域。
    我为什么要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个领域?因为我认识到,许多公共讨论忽视了科学,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人建议,即使贫困国家也应当花费大量财力去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这也正在影响美国的主要能源政策。然而,科学似乎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所以这一切提醒我,也许物理学家可以解决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科学美国人》:BEST项目进展怎么样?
穆勒:一个同事要我关注瓦特提出的一些问题。瓦特指出,许多温度记录站的位置不理想,它们靠近建筑物和热源。我还单独了解了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在加拿大所做的工作,他研究“曲棍球杆”数据(1999年的图形数据显示,全球温度大约稳定了1 000年,然后在20世纪急剧上升,就像曲棍球杆的杆头)。
    我重新评估了温度曲棍球杆图形所依据的论文,感到非常失望。我认为,该文不足以支持曲棍球杆图形。
    其实,几年后麦金太尔宣布,曲棍球杆图形事实上是错误的。科学家对主要成分的计算存在一个严重漏洞。因此,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高兴。
    还有其他问题。有三个主要小组在分析温度时,问题就开始显露出来。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只采用了小部分可用的温度站的记录?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统计分析方法确实适合少量温度记录站,并且连续记录时间越长,他们的方法效果越好。于是他们选择有这样记录的温度站。
    这就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当你选择长期、连续记录的温度站时,是否存在固有偏差?有这样的可能性,你选择一个有100年左右历史的记录站,起初,它可能处在农村,后来就处于城市之中,这可能使它提供异常的变暖数据。例如,我们在东京的许多记录站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
    上述三个小组宣称,那不是问题。或许他们是对的。我们发现,要用现代计算机对它们进行评估和确定很难,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系统,该系统可以利用所有数据以另一种方式处理已知问题,例如城市热岛问题。它未必是更好的方式,但一定是另一种方式。
    这就是科学家做事的方式。我们不能总是宣称我们的方法比以前的好,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看能否得出同样的答案。如果得到的答案不同,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不同?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不同的方式做事,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的领域是真正有益的。
 
《科学美国人》:主流的温度分析小组也这样认为吗?
穆勒:我们接触了从事这项工作的其他小组,我敢说,他们普遍赞同“用另一种方式做事情大有裨益”这个观点。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吉姆·韩森(Jim Hansen)就很认可我们的努力,因为他相信,对于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们小组将要得出的答案会与他们已经得出的相一致。这非常好——只有做了细致研究的人才有这样的信心。
 
《科学美国人》:一些气候学家认为,安东尼·瓦特是气候变化否定者,而不仅仅是怀疑者;他指责你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前就公布结果。你为何这样做?
穆勒:在结果通过同行评议之前,不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同事)进行披露,这种观念在科学界是刚出现的。它与媒体关注有关。我认为这不是好事情。
    现在,当我这样的人被要求在国会作证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困难。我不是自愿作证。我差点拒绝作证。我与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大都说:“看,这是政府。这很重要。对于你所了解的情况,如果你不向他们提供真实建议、真实想法,那么他们将不考虑科学现状就通过立法。”
 
《科学美国人》:鉴于你对诸如瓦特和麦金太尔等批评者说了一些溢美之词,你是否认为,邀请你作证是因为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拉尔夫·M·霍尔(Ralph M. Hall)认为你会抨击主流共识呢?
穆勒:在我作证之前,许多知名报纸的新闻已经宣称我有偏见,说我是走过场。我不知道他们从何而知。好吧,我可以猜猜。我认为他们预测,当主流共识出现时,我就要说一些话,去怀疑它。
    我甚至不想去猜测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的动机。在国会作证后,我有一种感觉,大多数国会议员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如果说他们有不同于你称为主流的观点,那是因为怀疑论者合理合法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却没有得到肯定回答。
    我不在乎我是在和共和党员还是民主党员讲话,科学没有党派之分。我相信,我的庇护所就是始终坚信科学。我绝没有走过场。我讲一件事情或者另一件事情没有任何政治理由。我坚持科学。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所长。如果我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那是好事,那促进了讨论。
 
《科学美国人》:您还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在美国做任何减排行动都不会有用,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燃煤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如此迅速。
穆勒:事实上,如果我们减少排放,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排放持续增长,我们的减排行动不会取得任何实际效果。有希望的出路在于美国能做个减排的榜样,让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仿效。
 
《科学美国人》:你认为自己是气候变化怀疑者吗?
穆勒:绝不是——从这个词的使用方式看,我不是。我认为自己在按每位科学家都会用的方式表示应有的怀疑。遗憾的是,在使用“怀疑者”这个词时,人们会把它和“否定者”这个词混淆。现在有气候变化否定者。我不会点出他们的名字,但人们知道他们是谁。这些人不注重科学,而只是选择一些错误的数据,然后说这里没有如何如何。
    我与瓦特和麦金太尔等人一样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这些人通过提出一些合理问题、做大量分内分外的工作而对社会有很大贡献——这也是科学进程的一部分。
 
《科学美国人》:但你肯定批评过被称为气候变化“鼓吹者”的人,对吗?
穆勒:我曾经说过,这话也曾被人引用:戈尔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都是夸大其词之人。这些人如此深切关注全球变暖的危险,以致他们也选择性地采用数据。他们也没有真正关注科学,这并不奇怪:他们不是科学家。
    那不是科学。就科学而言,你必须考虑所有数据,并得出正确权衡的结果。我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非常深切地关注,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实际工作,提醒美国公众必须了解的事情。但他们不是科学家,他们觉得自己不必展示相反的数据,没有必要展示不和谐的数据。而一般公众认为,戈尔是科学家。危险在于,你这样夸张,人们最终会发现你夸大其词,并作出反应。
 
《科学美国人》:反应如何?
穆勒:这些日子气候变化在美国越来越受冷落,我有一种感觉,其部分原因在于公众对此前的夸张作出了反应。公众是陪审团,要听取双方的声音。在人们听到如此不同结果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迷惑。现在,我认为公众处于迷惑状态,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合理的怀疑论者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有道理的。
 
《科学美国人》:你认为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要的气候科学仲裁者——是合法机构吗?
穆勒:IPCC中包含一些非常合理的科学研究。问题在于,那些被IPCC严重夸大的问题正好是受到公众普遍关注的。因此,在人们说IPCC仍然基本正确的时候,公众对IPCC的关注不在温度测量和计算机模型,而是它夸大其词之处,比如喜马拉雅山融化。
 
《科学美国人》:你在3月向国会提供的结果是“初步”的,仅仅利用了1%~2%的数据。全部数据处理之后,你会不会再去国会作证呢?
穆勒:如果请我去国会作证,我就有问题要请教了。我几乎肯定国会将请我作证。因此,我们该怎么办?嘿,科学界,给我建议吧。当国家请求你用最佳的知识状态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采访 迈克尔·D·莱蒙尼克(Michael D. Lemon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