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摘除手术中，“死亡”患者突然醒来，不断挣扎和哭泣：美国一组织被指试图摘取活人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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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二七

审校 | clefable

2021年10月，美国肯塔基州的唐娜·罗勒尔（Donna Rhorer）以为要失去自己的兄弟了。

她的兄弟安东尼·托马斯·胡佛（Anthony Thomas “TJ” Hoover II）因药物过量昏迷被送往里士满的一家医院，胡佛当时心脏骤停，医生告诉罗勒，胡佛已经不存在任何反射或脑部活动。

第二天，胡佛的家人决定撤除胡佛的生命支持系统。同一时间，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罗勒和其他家人，胡佛曾同意在去世后捐献他的器官。为尊重他的意愿，医院检测了他可以捐献的器官，举行了一场简单的致敬仪式，随后将胡佛推入了手术室。

就在手术进行大约一小时后，一名医生出来找到罗勒尔解释说，胡佛“还没准备好”——他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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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噩梦

直到2024年1月，罗勒尔才知道了其中更多的细节。据肯塔基州新闻台WKYT报道，肯塔基器官捐赠附属机构（Kentucky Organ Donor Affiliates，KODA）的一位工作人员曾负责胡佛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她联合另外几位目击者公开作证，并给罗勒写了一份证明信，告诉了她胡佛手术中的真实情况。

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一篇报道中，一位参与了手术的工作人员表示，她看到胡佛在手术台上“动来动去”，像是在挣扎。走近之后才发现，他 “明显在哭泣”。胡佛双膝蜷缩至胸前，摇头，嘴里还说着“嘿，我在这里”。在场的医护人员被捐献者的状况震惊了，随后，负责器官摘取的医生坚持拒绝了手术。

这也让罗勒尔回忆起，在胡佛进入手术室前，就曾睁开过眼睛，但她当时被告知这只是身体的反射反应。而且当时工作人员并未告知她，在计划进行器官摘除手术的那个早上，胡佛就已经“醒过一次”。

根据相关证词，胡佛的好转迹象曾让医院工作人员深感不安，但KODA曾施压让医院坚持完成器官捐献。那位工作人员透露，在医生拒绝手术后，她听到KODA的主管在电话中要求员工另找一位愿意手术的外科医生来。

这起事故在2024年被广泛报道，但KODA存在的潜在违规操作很可能并不止这一件。2024年10月，KODA与另一家组织合并，更名为“希望网络”（Network for Hope，NFH）。2025年，美国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HRSA）完成了针对NFH的调查，审查了他们351例已获授权但最终取消的器官捐献案例。在其中103例中，调查人员发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在其中的73例中，工作人员本应更早考虑取消手术，因为患者意识水平较高，或者病情正在改善。

尽管这些手术最终都没有进行，但调查指出，多名患者在准备接受手术的过程中表现出疼痛或痛苦的迹象。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报道，虽然其中大部分患者最终在数小时或数天后离世，但仍有部分患者恢复良好，顺利出院。

当地时间8月5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HHS）表示由于存在“持续存在安全失误”，已经启动取消“希望网络”认证的程序。失去认证后，这一组织将被关闭，其他组织将承担“希望网络”曾负责的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的捐献协调工作。在最近发布的一项声明中，“希望网络”表示“强烈反对”DHHS的这一决定，并将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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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与新生

“希望网络”和它的前身KODA都属于器官获取组织（OPO）。在美国，约有55个经认证的OPO，这些组织负责完成器官从捐献到移植之间的协调工作——他们会协助从已故捐献者身上摘取器官，并帮助其与全球移植名单上的患者进行匹配。

但关键的一步在于，OPO不能宣布某人死亡，只有治疗该患者的医院医生才能做出这一决定。并且只有在医生宣布患者死亡后，OPO才能接管捐献者的相关事项。

根据美国的《统一死亡判定法》（UDDA），有两种方式可以判定某人的死亡：“凡符合一下任一情形者，即为死亡：（1）循环和呼吸功能不可逆停止，或（2）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性停止。”其中前者被称为循环死亡，后者被称为脑死亡。

美国捐献的器官中，大部分来自被宣告脑死亡的捐献者。而对于循环死亡的捐献者来说，一些情况下，医生会表示患者遭受的伤害过于严重，已经不可能存活，因此家属决定撤除生命支持系统。根据美国移植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 Surgeons），在这种情况下，当患者心脏停止跳动后，指南要求必须等待5分钟，确保心脏不会重新跳动，随后医生可以宣布死亡，此时OFO就可以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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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器官捐献与移植团队不得参与终止生命支持的决定，且在撤除生命支持时也不得在场。器官获取必须在宣布死亡后才可以开始。通常情况下，如果在撤除生命支持系统后2小时内，死亡未能发生，捐献者体内的器官会因为长时间热缺血而无法使用，则不会再尝试进行器官摘取。由于各医疗机构对于循环死亡器官捐献流程的了解不同，以及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需要使用局部灌注设备，都让循环死亡后器官捐献不如脑死亡普遍。

而针对“希望网络”的调查正发生在美国循环死亡捐献比例上升的阶段，根据纽约大学的一项调查，2025年，美国24家器官捐献机构中循环死亡的捐献者人数占比都超过一半。但判断何时撤除生命支持系统，如何为循环死亡捐献者下死亡判断，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直接。

调查中指出，在美国肯塔基州，由“希望网络”安排的移植手术中，超过一半来自循环死亡患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有法规要求，但调查发现，该组织员工曾多次不当接触医院医生，尝试推动医院的工作人员撤除患者的生命支持系统。同时，调查还指出医院的部分员工未能认识到（患者自行使用的非法药物）和医院的镇静剂都可能掩盖患者的神经状况，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糟糕。

在胡佛一事引发广泛关注后， “希望网络”曾发布公告，表示其愿意遵守所有美国联邦器官政策，并自一年多前实施了一项“暂停”流程，允许器官移植涉及的任何一方——从家属到医疗提供者——在出现疑虑时暂停捐赠计划。最近，美国肯塔基州也通过了一项法律，强制要求本州所有器官捐献工作均实施这一暂停措施。目前，美国联邦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正在制定新规，将要求全国所有 OPO 实施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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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伤痕

在整件事情中，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希望网络”的行为不仅伤害了那些捐赠者和家人，更可能在动摇整个器官捐献体系赖以运行的基础：公共信任。

在胡佛事件被报道后，根据美联社2024年的报道，美国选择撤销器官捐献登记的人数明显增加。“捐献生命美国”（Donate Life America）的数据显示，在相关报道出现后的一周内，平均每天约有170人从美国国家捐献者登记中移除自己的名字，这是2023年同期数据的10倍。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通过电子邮件撤销，以及各州独立维护的捐献登记系统中的撤销要求。

类似的影响也出现在其他国家。在胡佛事件引发关注后，法国器官移植机构发现，过去一周内，加入拒绝捐献登记的人数从每天约100人增加到约1000人。（法国实行“默认同意”制度，即除非本人明确选择退出，公民和居民去世后都被视为潜在器官和组织捐献者。）

“器官捐献建立在公众信任之上。”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美国器官获取组织协会主席多莉·迪尔斯（Dolly Dears）表示。与无偿献血类似，器官捐献是一种建立在陌生人之间的生命捐献体系：捐献者通常无法从中获得直接回报，却愿意将自己的善意延续给另一个生命。

也因此，严格的死亡判定标准、清晰的职责边界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并不是器官捐献的阻碍，而是保护这种善意能够持续存在的基础。一个高度依赖信任的系统，只有让公众确信流程值得信赖，才能在未来继续挽救更多生命。